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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特币“脏”了的钱钱:钱志敏的跨国追缴资产漫长之路
Lantian Gerui诈骗案已进入决定阶段——不是判处(11年8个月)的刑事判决,而是为了追回在英国被冻结的61,000比特币的法律战。超过400名中国受害者损失数十亿人民币,问题不再是“谁应负责”,而是“钱最终会归谁所有”。
什么是“黑钱”需要追缴?
2025年11月11日,英国最高法院法官Sally-Anne Hales不仅判决了钱志敏,还强调一个重要点:受害者不仅失去了钱财,他们还失去了未来。“有人失去房屋,健康受到损害,婚姻破裂,”法院记录。
对于郑正格老师来说,“一无所有,家庭破碎”不仅是说说而已。2016年,他被“与政府合作”参与Lantian Gerui项目的谎言所诱导,借信贷、借工资投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。大约8年后,他仍欠1万元人民币,工资卡被冻结,孩子们等待上大学的学费。
自2014年6月起,钱志敏指挥“挂名人”开设加密货币交易账户,并系统化投资者资金转化为数字资产。英国判决披露:2017年9月进入英国时,钱志敏持有约70,000比特币。伦敦警方随后冻结了61,000比特币——但这只是“可见部分”。
据法院资料显示,钱志敏累计购买了194,951比特币,远超被冻结的部分的三倍。剩余的120,000比特币在哪里?钱志敏供称,他“丢失了钱包密码”,其中含有20,000比特币——仅这部分“丢失”的价值就约125亿人民币。
一国两制的法律较量
虽无引渡,英国警方已承认中国方面提供的犯罪事实——这是司法合作的重大突破。但下一步才是真正的:谁将分得追回的资金?
根据英国(POCA——《2002年犯罪所得追缴法》),资产被没收后,英国政府会与请求国分享,比例通常为50%。但在Lantian Gerui这样的经济诈骗案中,没有统一比例——一切取决于司法程序、证据链和外交谈判。
“最难的是英国会先确认资产所有权,然后再考虑返还给中国。”这意味着:如果英国说“这是我们的一部分”,中国方面就没有机会追回。伦敦警方甚至明确表示希望部分资产“流回伦敦和伦敦人民”——因为他们已花费七年时间调查此案。
英国激励追回资产的机制(ARIS)规定,中央政府与执法机构平均分配50:50,以激励他们积极追赃。“面对巨额利益,任何组织都可能成为‘理性经济人’,”复旦大学专家严立新评论。
受害者能否按增值部分索赔?
目前,超过1000名中国投资者正试图通过民事程序索取权益。许多人提出“强烈”要求:不仅索要本金,还要索取比特币七年来的增值利润。
在被冻结时,这61,000比特币价值约3.05亿英镑。如今,已超过50亿英镑——收益率接近1600%。受害者是否有权索要这部分“利润”?
根据反洗钱“追踪”原则:如果诈骗资金被用来购买彩票中奖,受害者有权索要全部奖金。同理,诈骗资金转为比特币后,受害者也有权按现值索赔。
但也有不同观点:增值利润是市场价格上涨的结果,不是合法投资利润。如果允许受害者按现价索赔,将导致“成功即高利润,失败才是受害者”的局面——这是对道德的偏离。
参考国内PlusToken案件,中国将所有加密资产的价值,包括涨幅,视为非法利益。一些专家认为,超出本金的部分应视为“公共剩余价值”,中国应追缴这巨大差额,纳入国家预算。
追踪资金流的难题:跨系统追溯
然而,更大的挑战在于技术难题。要证明被冻结的比特币来自Lantian Gerui的诈骗资金,投资者必须准确追踪从人民币本金到当前61,000比特币的资金流。
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为什么?因为资金必须经过三个不同的系统:
第一: 银行体系及人民币现金兑换。
第二: OTC市场(场外交易),依赖关系网和微信群——没有明确记录。
第三: 链上资金被冷钱包、分层转账和混币机所扰乱。
2014年至2017年是“洗钱的完美时期”:场外交易、集中购买、资金高度混合、使用混币机。当资金进入“大池子”时,个人识别信息就会丧失。链上分析只能判断“池子里的水是脏的”,无法知道“这滴水属于谁”。
“资金到达市场开发人员手中或进入大池子时,已进入一个巨大的黑箱,从个人角度无法知道哪笔钱兑换了哪种币,”一位分析专家表示。
更复杂的是,在Lantian Gerui案中,许多受害者参与了循环投资:本金、利润和再投资混杂,一些人还偿还了现金,另一些则获得“优惠币”或商品。账面和实际亏损不一致。
“目前,无论在中国还是英国,都缺乏能够完整、可靠重建全部资金流的专业力量,”一位深度研究此案的律师评论。
国际先例的启示
幸运的是,已有先例。2015年,江西鄱阳区经济建设局原局长李华波案,开辟了一条路径。虽然中国和新加坡尚未签署双边司法协助条约,但双方合作, 新加坡最高法院执行了中国法院的没收裁决,并返还了全部2044万人民币给中国。
这是中国首次利用非法资产追缴程序,追回海外贪腐资产——一种可复制的全额返还模式。
未来之路
专家强调,中国应坚持“优先受害者”的原则:只有在全部赔偿受害者后,剩余部分才由中英双方分配。中国政府可以接受英国扣除“合理执行费用”后分成,但应避免默认50%或更低的分配比例。
一些律师建议,中国政府或指定的资产管理机构应代表所有受害者,在英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“这不仅是法律技术问题,更是社会治理问题。政府的出现能最大程度安抚国内受害者情绪,也能在国际法院展现国家意志。”
此案不仅是一次资产追缴,更是一个契机。它推动中国从“仅强调风险和禁止加密货币”转向“风险管理、规则制定、国际接轨”。只有这样,中国才能在未来跨国追赃谈判中拥有话语权。
(文中郑正格、葛秋为笔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