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说，中国人的反抗性阈值极高，它不是“过得不好就反抗”，而是“所有退路同时消失”的时候才反抗。当结构性的问题无法改变，当经济持续下行无法恢复，当阶级矛盾无法调和。中国人呈现出高忍耐（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再撑一会儿）、高分散（大家都把问题归咎成各种问题，而非系统性问题）、高风险认知（对反抗失败后果的估算极其现实）的特征。对于个体来说他们不断的“想办法”：更低价内卷工作、转行、躺平、出海、啃老、缩欲、修仙。从某个角度看，这种现象它确实具有悲剧性，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、缓慢展开的悲剧。悲剧恰恰在于：当一个社会里，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叠加在一起，却产生了一个非理性的整体结果。当一个社会的主要智慧，被长期用来避免最坏结果，而不是争取更好结果，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悲剧信号。